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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中國社會企業和影響力投資的主流化發展
2019-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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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中國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行業掃描調研報告發布會暨2019社企獎啟動儀式在北京舉辦,本次會議聚焦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并正式發布《中國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行業掃描——調研報告2019(簡版)》。中國社會企業與影響力投資論壇榮譽理事、南都公益金會理事長徐永光先生的做主旨發言,以下為發言內容:


社會企業與影響力投資將成為中國市場主流,我的這個判斷最先在2017年香港第十屆社企民間高峰會上提出。中國公益金融和影響力投資領軍者馬蔚華先生聽說后,表示贊成我的上述判斷。


今天,《2019中國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行業掃描報告》發布,結合這個報告,我從這個領域的中外異同,對這個判斷做進一步論證。


首先,我對這個行業掃描調的研究成果表示肯定。報告調研團隊多元化,投入力量很大;研究成果本土化,沒有照抄國外的東西,這很難得,也很重要。同時,研究涉及的方面也比較廣泛,尤其是過去的研究很少涉及投資端,這次有了。而且投資端包括基金會、政府和商業機構,也就是說,三大部門都在進行影響力投資。這也提示了社會企業是超越公益超越商業超越政府,同時有融合三方功能的社會第四部門。當然報告也缺少一些東西,譬如中國社會企業界的共益企業認證熱,沒有專門跟進。今天要請沈東曙來給大家補補課。


從中國土壤、中國環境、中國傳統和中國優勢四個方面來談社會企業和影響力投資的中國特色和中國使命。


首先是中國土壤。社會企業在中國發展的土壤和國外不一樣,許多人不了解,也不重視。中國是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改革轉型,對于社會企業的某些定規有天然警惕性。我們經歷過計劃經濟,知道公有制企業是怎么回事,歐美和其他不發達國家沒有經歷過,故會存在對公有制的迷信。把不分配利潤作為社會企業的一條認證標準,這樣的社會企業可以類比于中國改革開放前的公有制小企業,這類企業在中國早就一家不剩了,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他是不可能存活的。不分配利潤的社會企業實際上就是非營利機構,為何叫他社會企業呢?


社會企業的商業定性和市場化定位,是中國社會企業的天然選擇。


我對社企投資模式和分配制度的看法在全球是最領先的,是因為我在中國經歷過計劃經濟的噩夢,在中國這塊土壤上成長起來的社會企業家和投資人,也拒絕接受那種來自域外的理想主義的社會企業烏托邦。


第二是中國環境。強勁的市場需求和政府政策政策支持,為中國社會企業與影響力投資發展提供了利好環境。


在世界各國,無論窮國富國,社會企業服務人群多指向弱勢群體。有的是在服務窮人的同時,挖掘“金字塔底部的財富”;有的是“反轉弱勢”,支持弱勢者自立自強。總之,是一個有限的目標市場。


在中國,存在諸多社會問題、乃至社會痛點。民以食為天,食品安全是“天大”的問題;保護生態環境是“地大”的問題;健康養老關系每一個人的生命,是“命大”的問題。我們在公共服務領域還存在諸多供給不足的問題,中央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除了去產能,就是要補短板,惠民生。這是一個社會企業和影響力投資的藍海,有幾十萬億的市場規模。單是養老產業,據國家老齡委預測,到2030年,市場規模大22萬億,將占到GDP的8%。


中國在互聯網運用方面走在全球前列,許多互聯網企業都具有共享經濟(分享經濟)的品性,里面就有大量社會企業。今天來的水滴籌就是其中的出色代表。


從政府政策導向看,我們不應機械看中央文件有沒有提社會企業和影響力投資,而是要看實際導向和行為。我早在說、這次報告也強調的,20年前國務院出臺的民非制度,就是吸引市場投資來發展民辦教育、醫療、養老、文化、體育事業的。這些投資的99%來自私人資本,實行的是公司(私人)辦民非的模式。這就是社會企業的雛形。


關于影響力投資,她與社會投資、綠色金融、可持續金融是互為轉換的。2013年在英國擔任G8峰會輪值主席國的時候,專門成立了一個影響力投資小組,在8個成員國層面推進影響力投資的發展。接著英國成立了一個全球影響力投資機構,GSG。2016年G20杭州峰會中國首次把綠色金融議題引入大會議程,并形成了《G20綠色金融綜合報告》,明確了綠色金融的定義、目的和范圍,以及面臨的挑戰,支持全球經濟向綠色低碳轉型。聯合國為了落實193個成員國通過2030-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正努力推動可持續金融發展。2018阿根廷G20峰會,綠色/可持續金融議題再次被列入峰會議程,中國方面也是積極推動者。


同時,中國的國有金融部門的綠色金融已經在全球領先;一些地方政府率先行動,出臺具體政策,推動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北京,深圳,成都,順德是典范,他們屬于自覺意識的政府,屬于無意識但實際支持社會企業的地方政府則更多。


還有,馬蔚華先生經常說,影響力投資就是貫徹落實黨中央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我們再從國家創業政策看,凡是國家鼓勵發展的教育、醫療、養老、環保、扶貧、農業、殘疾人就業等成業,都能享受稅收優惠,社會企業與這些產業有高度重合性。與黨的19大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有效解決十分契合。


可以說,中國的社會需求和大政策環境,都是最有利于社會企業和影響力投資發展的。聯合國影響力投資亞太區辦公室負責人李楠說:中國的影響力投資需要引領世界而不是跟在別人后邊亦步亦趨。


第三是中國傳統。中國的商道文化,強調義利并重,崇尚儒商,講究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這比馬科斯.韋伯在《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所指的“把賺錢本身當作一種目的、一種職業責任、一種美德和能力的表現”看起來要好一些。西方的投資鐵律是“股東利益最大化“。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在市場領域,出現的唯利是圖、急功近利、坑蒙拐騙,乃至于謀財害命的反商道行為,原因很對,但有一條,可以說是對文革前中國反市場的、反人性的讓人受窮的政策的報復,這叫“窮兇極惡”。


現在,中國商界、投資界正在謀求商業文明的回歸。中國現在到處在辦陽明學院,要找回王陽明的心學。當代“商圣”稻盛和夫對來訪的中國商人說:你們干嘛舍近求遠,我就是按照中國的陽明學做的。CSR、ESG、SDG、社會企業、影響力投資現在成了熱詞,不管你做不做,先要了解,要會說,有點政治正確的味道了。這是社會壓力、政府監管和企業自身發展壓力的綜合作用。


前幾天《澎湃新聞》報道說:“近些年來,影響力投資這一游走于公益與商業之間的模式,受到國內公益圈和一些企業家的熱捧,大小活動上都有積極倡導者的身影”。建議大家讀讀這篇報道。


從美國發軔、開始風靡全球的共益企業運動,是非常好的商業價值反思和重建運動,他的核心就是:打破股東利益最大化的鐵律,倡導相關者利益中,員工、消費者、社區、環境利益前置,股東利益后置。


第四是中國優勢。所有上述中國特點的綜合,構成了社會企業和影響力投資發展的中國優勢。去年在新加坡召開的亞洲公益創投AVPN峰會上,AVPN的CEO,NAINA對我說,他們的大會開道今天,來的主要還是基金會的代表,主流投資人來得很少,進入市場主流難。我說中國正相反,基金會是先頭部隊,但很快市場主力就來了。


今年論壇輪值主席是紅杉資本沈南鵬,沈南鵬在2018、2019連續獲得福布斯全球優秀投資人第一名。中國優勢還在于市場需求大、體量大,一個社企項目做好了,在全國一覆蓋,就是獨角獸。


今天,唐榮漢的禹閎資本和沈杰的慶漁堂會會給我們講好中國故事。今天發布的報告也表明,“對社會企業的投資回報相當或高于預期,沒有低于預期的”。


最近,我們接觸了洛克菲勒影響力投資基金,希望洛克菲勒基金會通過影響力投資基金回歸中國,希望福特10億美元影響力基金到中國來投資,還有大學基金會來,TPG有20億美元基金,中國代表孫強和馬蔚華正在規劃在落地。我們也接觸了歐洲養老金,他們要求回報率不高。


中國需要搭建好投資的平臺,吸引海外影響力投資基金的空間很大。我們有信心說:中國社會企業和影響力投資正呈現主流化發展趨勢;中國的影響力投資,應該并且有能力引領世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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